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纷起，各国都城屡经迁徙。公元前425年“（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中牟作为赵都仅38年，但这38年是赵经济实力发展期，是军事争霸关键期，也是正式被周王册封为诸侯时期，因而赵都中牟在春秋战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尤显重要。然而，自赵国建都邯郸后，中牟的名声、地位大落，到秦始皇统一全国，这座历史名城竟　　渐渐被历史黄沙深深掩埋、影讯全无，成为一桩两千年来悬而难决的公案。
　　建国以来，围绕赵都中牟地望的探索与考证，众多学者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大致形成了当代中牟说、邢台附近说、鹤壁市西说等观点，而后一种观点因符合“牟山之侧”的典籍记载等原因，渐渐得到学界多数人赞同。但近年来，在位于牟山西侧的林州市境内，东周贵族墓葬群、城峪战国古城、赵南长城遗址等有力证据不断被发现和确认。据此，以张增午研究员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作出一个新的论断：战国时的赵都中牟，即是位于林州市城区附近的隆虑古城。一个城头旌旗猎猎、宫廷流光溢彩、民居鸡犬相闻、作坊炉火通明的战国旧城影像，在黄沙弥漫的历史风尘中渐渐凸显……

　　中牟的设立，可以追溯到春秋时称霸中原的齐桓公时期。当时，在太行山脉东西山麓，散居着赤狄、白狄、长狄等种姓部落，依山溪之险，不断侵扰华夏诸国。齐桓公倡议并亲率中原诸侯联军，“存鲁救燕”“迁邢封卫”，并且“筑五鹿、中牟，盖与牧丘，以卫诸夏之地”，由此赢得诸侯们的拥戴与选票，被推举为霸主。
　　随着时局的发展，中牟先属卫、后属晋。赵简子于公元前490年攻打范氏，屠城并取得对中牟的实际控制权，中牟开始成为赵氏的宰邑。在晋、赵两朝治中牟期间，都发扬了“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的良好传统。先后任过中牟令的邢伯子、佛肸、王累、壬登均因对中牟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而名垂史册。经过历代良吏的励精图治和苦心经营，中牟很快发展为黄河以北、漳河以南地区拥有兵车千乘的大都邑，成为赵宗主治晋阳时事实上的陪都。
　　之后，晋侯影响力日益衰微，韩、赵、魏三家分晋大局已定。为早日图强争霸，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摆脱晋侯对自身名义上的管辖，韩、赵、魏三家暗自飚着劲开展经济实力和军事战略竞赛。措施有二：一是变法，解放生产力，调动平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迁都，从偏居一隅的黄土高原迁徙到水土肥美的平原地带，伺机逐鹿中原。在这一过程中，韩将都城迁往宜阳（今宜阳市），魏将都城迁到大梁（今开封市）。赵经过了在山西境内的三次迁都做铺垫，将目光投向了背倚巍巍太行、肋靠漳淇天险、东望千里沃野的陪都中牟。但促成赵氏迁都中牟的直接原因，却是一场贵族政变。原来，赵襄子去世之前，感恩哥哥伯鲁让位给自己，就把卿位传给哥哥的后代浣继任。赵襄子的儿子桓子凭借实力发动政变，逐走献侯浣。桓子在位仅一年便死去。献侯复位，为避开桓子残余势力，“献侯少即位，治中牟”。
　　事实充分证明，赵国迁都中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正确选择。公元前405年（赵烈侯四年），老牌强国齐攻打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两千，得尸三万”；第二年，在周王的号令下，赵、魏、鲁三国联军讨伐齐国，一直打到齐国长城以内，大获全胜。赵国声势大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册封仪式，使赵国彻底抹去晋卿晋臣的痕迹，取得了诸侯的正式名号。此时的赵国，像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活跃在战国的历史舞台上。在中牟的38年间，赵设宗庙，建陵墓，同时在风景秀丽、冠绝太行的黄华山设立馆阁行宫，可谓野心勃勃，随时准备挥师东南，攻城略地。
　　可惜，历史的走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战国中期，楚、韩牢牢控制了南方千里沃野，魏逐步掠走东部国境边缘大片土地，再往东则盘踞着实力雄厚、虎视眈眈的齐，中牟渐渐陷入列强组成的C形包围，随时面临被敌国攻击之险。在战争频仍、尔虞我诈的列国争霸时期，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因而向东北方向迁都邯郸，以之作为战略据点，就近攻打、掠夺燕、中山这些弱国，壮大后再东进、南下发展，就成为最好的选择。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最终促成赵将迁都的意愿变为行动的仍然是一次政变。敬候元年，武公子赵朝因敬候继位而心存怨恨，遂起兵作乱，导致了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也使中牟这一自春秋以来的名都大邑遭到极大破坏。鉴于此，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