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快到了，又到了刨红薯的时候，我不禁回想起生产队分红薯的那段往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红薯是农民的主要口粮之一，五斤红薯顶一斤粮食，人们全凭红薯填饱肚子，撑起冲天的干劲。那时，山里的薄地都种着红薯，从山尖儿到山沟。

　　春天插秧，可以说是农民大显身手的时候，这沟沟梁梁全靠农民的双手来打扮。一条一条的红薯垅，农民收拾得光滑顺溜，直的直，弯的弯。只要老天稍下点雨，大伙就像开了锅一样忙活开来，趁墒点种。旱井、活水井成了农民的集结地，人们像朝圣般地拥挤在井口旁打水。井台上辘轳欢快的旋转声、铁桶的碰撞声就像在演奏一场开心的打击乐，“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男的粗布蓝衫，女的红绿靓装，有的肩上围着垫肩，防止磨破衣裳，有的在扁担上缠着毛巾，挑着水桶如燕子般在阡陌上飞奔，那“嘎吱嘎吱”的扁担声，响彻山梁。有的压断了扁担，再造一条，有的桶碰漏了，再买新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硬是把队里十几亩的山坡小地全栽上了红薯，演绎出了一曲抗旱点种的不屈赞歌。

　　夏天，红薯苗一颗颗逐渐壮大起来，它们少女长发般的藤蔓自由飘洒着，走到哪儿就将细白毛根扎到哪儿，将黄土地遮蔽得严严实实。为防止白毛根分散主根营养，人们逐垅翻秧。每个人手拿一根长棍，将红薯秧挑起翻倒在一侧，像给它梳理头发一样，都让它向一侧倒去。这也是红薯秧倒霉的时候，不仅要经得起主人甩打，还要接受“断筋裂骨”的考验。

　　秋天，在土垅里的红薯像母体的胎儿，有单胞胎、双胞胎和多胞胎，逐渐发育成熟，将土垅撑得裂开了缝。霜降前，队里就会让各家各户到红薯地里捋红薯叶。那个糠菜半年粮的岁月，红薯叶、红萝卜叶、白萝卜叶是舍不得扔掉的，挑拣好的叶子捋回家，洗净、切短，放到大缸里沤，这就叫沤“酸缸菜”。那时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埋个大缸，里面沤着酸菜，供次年春天青黄不接时食用。当队长允许捋红薯叶时，全家老少齐上阵，小脚奶奶也摇摇晃晃地去地里抢捋，围裙包、袋子装，忙个不停。一个个手上都是粘糊糊的，红薯叶被折断后，乳白色液体就流了出来，黏到手上就形成黑污斑，很难洗净。人们也不管这些，只顾一门心思捋叶子。

　　霜降后，就是刨红薯的大忙季节，队里集中劳力，一块地一块地的集中消灭，像打仗一样搞歼灭战。我那时还小，负责第一道工序，割红薯秧。我们几个初中生手拿镰刀，由一个大人带领，争先恐后地抢割。一个人割几垅，“倒卷帘”式的割法，倒退着卷成一个个大石磙似的模样，把红薯秧从土垅上割下来。大人们按照队长分配，手抡镢头，一人一垅或两垅齐头并进，像打围歼战一样刨红薯。但他们得小心谨慎地奋力前进，既不能“歼”了红薯，又不能落后他人。把红薯镢伤或镢成两截，这就是“歼”了红薯。歼了红薯或刨得落后了，队长会不点名地批评。所以这也是技术活儿。

　　霜降过后就是立冬，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为防止红薯冻在地里，各生产队往往把刨红薯放在第一位，分红薯称斤分堆都放在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地上的红薯要一个一个地摘拾到箩头里，一箩头称二十斤，二十斤一堆，几百堆红薯还要数点清楚，再由会计按人头分到各户。分红薯成了经常事，会计在马灯下噼里啪啦地拨打着算盘，前面放个粪篓底朝上，就是他的办公桌，账本、算盘放在上面，人们都围着看他忙碌算账。遇上好天，有月色还好点，遇上蒙蒙细雨天气就倒霉了。那时我还小，负责提灯笼照明。那时我家那个罩子灯有半截裂纹，为防止它通裂破损，奶奶用白绵纸糊住了半个灯罩，就这样将就着用，因为破了就得买新的，一个新的二毛五分钱，相当于一天的工钱，我提着也总怕碰坏它。离家二三里东南荒地，45度的陡坡，爷爷推着车，我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握着推车前梁，并用半个身子顶住车子，让车子慢慢往下滑行。爷爷一个人推着红薯是下不了这个陡坡的。不只是坡陡，还有路窄，一侧有土岸挡着，另一侧就是悬崖，翻下去就是车毁人伤，不能有半点闪失。每年在东南荒地分红薯下这个坡都提心吊胆的。

　　那时我家的屋子里堆满了红薯，只留有一脚宽的路。堆在墙脚的红薯有一米多高，还等着夜里挑灯下窖或把不太好的用擦刀擦成片、晒干。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看到家里那么多红薯，肯定发愁怎么吃得了，但在“红薯糠、红薯饭，离了红薯做不成饭”的岁月，红薯还不够吃呢。(李合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