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识，考古应该是专家学者的事。而今，在古老的林州大地上，却悄然兴起了民间考古的热潮。

　　之所以称之为民间考古，是因为这些参与者未受托于任何部门，他们大都没有什么社会背景，不以此谋生获利，没有什么报酬，也不希图为此获得一官半职。他们仅凭自己的兴趣，凭着对家乡的热爱，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虽然一无名二无利，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获得了专家的高度赞赏。

　　一

　　任村镇盘阳村曾是一座古县城，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东晋大兴二年（319），石勒建后赵，曾设县于此。宋端拱元年（988）建城，周围二里，高一丈五尺。”此地还是“磻阳务”所在地，每年二月至十月，采木于林虑山，经漳河水运至河北诸地。因为地处偏远，战乱较少，使村中古迹得以保存。不仅有法济寺、关帝庙、三官庙、观音庙等寺庙，还有碧霞元君殿、东劵门、北劵门、八角亭、灵泽殿、卢家大院等殿堂楼院。

　　申洪运是土生土长的盘阳人，自幼热爱地方文化。近年，他在整修家谱和考证编写《盘阳草根录》过程中，接触到不少碑刻，感觉这些碑刻不仅是盘阳历史的缩影，更是盘阳厚重文化的重要载体，于是决定将现存的碑石予以抢救性保护。

　　申洪运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因为是本地人，不用向导，也无须助手，一个人没多久便完成了对散落各处的百余通古碑的拓印工作。然而，由于水火灾害、社会变革、自然风化、人为损毁和搬迁移离等状况，要识别其原貌，可就不那么轻松了。

　　随后三四年，他日以继夜，反复甄别校对拓片中的文字，并参阅有关史书，了解碑刻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碑文记录的历史事件，经反复遴选，最终收录六十六通（方），自费出版了《盘阳碑刻录》一书。书中内容涵盖了宗教、水利、民生、教育、人物、宗族、功德、规约、节妇等诸多方面，为研究盘阳历史遗存建立时间，史上自然灾害及损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变革，以及姓氏、人口、服饰、婚姻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前不久，河南省民协副主席彭恒礼来我市考察古戏楼，得知申洪运的事迹，对其大加赞扬，还特地加了他的微信，表示要购买其书籍，作为自己考察研究工作的参考资料。

　　二

　　申洪运关注的是一个村子的历史，薛帅关注的则是淇河文化。

　　薛帅生于 1990年，我市五龙镇薛家岗村人，五龙镇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从事寺庙雕塑和古建筑彩绘业，尤其爱好民间文化研究工作，对民间故事及民俗风情抱有极大的兴趣。别看人年轻，拓印、点校古碑已有十余年历史。他曾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到寺庙遗址考察、拓碑。他抢在盘石头水库蓄水之前，自费将道教石窟“玉女行宫”图予以抢救性拓印保护。

　　他还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把临淇、五龙两镇的考古爱好者组织起来，讨论淇河历史文化。

　　石城是林州境内的一座著名古城。《史记》有“赵惠文王十八年(前281年)，秦伐赵，拔石城”之记载。《括地志》注：“在林虑县西南九十里。”《水经注》云：“淇水东北历淇阳川，经石城西北，城在原上，带涧枕淇。”古石城究竟位于何处，历代专家学者在寻找，民间也在为此奔波。然而，始终难有定论。薛帅为寻找这一古遗址，更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

　　今年7月30日夜，他在群里发了一个帖子，谈了自己对古石城确切位置的看法——古石城在泗沟，而不是荷花和城峪，也不是石门水库淹没区，更不是别的地方——这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他的依据是：

　　1.《一统志》记载：“（淇河）入境东流过石城，亦名石楼，一石面水壁立，下有门如城楼。”《水经注》载：“有石城为淇水所经，又有石楼为淇水支流西流水所经，皆在淇阳城东。”而泗沟大水潭里有天柱峰正好符合一石面水壁立，两侧的悬岩峭壁形如城门，山顶有很多寨墙。

　　 2有牧羊人从泗沟两侧的鹿惊寨和阎王鼻子拾到过青铜印和青铜刀，还有两箩筐铜箭头。

　　3.这里是扼守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主通道十八盘，上为小创垴。

　　4.近期在上庄村清虚庵拓碑时，在《张氏合族重修清虚庵碑记》上发现“下庄村东首带涧涧左有清虚一庵”，这也印证了“带涧枕淇”的说法。

　　于是大家纷纷发言，很多人支持薛帅的观点。

　　这时，祖籍五龙镇，今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宋建军也参加了讨论。他不仅支持薛帅的观点，还发来了一张古地图，上面清楚地标注着“石城”的位置，位于“杨和村（今阳和）”南，说是拍摄于清乾隆年间出版的《彰德府志》。这一来，一个千古之谜终于揭开了自己神秘的面纱。

　　原来，对于古石城的位置，古人已经早有定论了。

　　薛帅于不久前为省民协副主席彭恒礼作向导。看到薛帅对考古如此执着，彭主席特意介绍他加入省民协，并很快就发来了电子版的会员申请表。

　　三

　　吕志勇带领“芝兰园”一帮文友也沉浸在考古研究之中，他的情况算得上一个特例。

　　吕志勇是个专业写手，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他得知河顺镇有意将境内全部现存碑刻予以拓印保护，便主动请缨，担负起这一传承历史文化的责任。      

　　河顺文物古迹较多，除了一般文物，还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惠明寺、省级文保单位崇善寺、武平寺等。

　　于是，吕志勇购置了拓碑需要的工具，请教专业人士学习拓碑技术，利用业余时间，驱车走遍了河顺境内的所有重要寺庙、古迹场所，收集整理了详实的碑刻拓片，并已整理成书，准备在合适的机会出版付印。

　　 2017年，工作到了攻坚阶段，正好是七八九月酷暑季节，吕志勇和同样热心的文友刘俊生一起，冒着35°以上的高温，系统地将河顺镇境内的碑刻进行了整理。

　　在之后的编辑、辨识过程中，他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决心不漏过一个汉字，展开校验工作。有时在芝兰园文友群里，为了辨别一个字，大家都参与了进来，讨论的同时也普及了历史知识。吕志勇还购置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工具书，他本身又是历史作家，所以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古代的称谓、建制、风土人情各方面的珍贵资料。

　　“通过这些资料，完全可以重构1400多年前的河顺境内的盛况。将来我可能会将这些素材串联起来，写成历史小说。”吕志勇说。

　　总结来说，这些碑刻，主要以庙宇修建、重修记录为主，但同时有的碑刻记载了当时集资范围、人员及具体场景，对研究人口流动和村庄历史，极为珍贵。

　　其中，还发现了几块弥足珍贵的书法行书残碑，非常罕见。

　　通过解读这些碑刻，可以了解河顺历史上的文化历史波及范围、影响程度等等情况，是一次非常有价值且有意义的活动。

　　当前，我国正处在文化复兴的新时代，对于这种自发保护文化遗产的行为，值得肯定。但同时他们也深感无奈,“有些时候，乡村已经人去村空，连买瓶水都很困难。这些珍贵的文物，遗落在乡村，寂寞而孤独。建议有关部门，不要让真正有价值的文物就这样遗落荒野。”吕志勇忧心地说，“记载中提到的重要历史人物，也很有必要将这些故事收集起来，有的甚至可以拍成影视作品，这对传承历史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赵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