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处东经113度37分至114度04分，北纬35度41分至36度22分之间。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薄石厚，地质复杂，大小山峰绵连环接，山岭较低的东部海拔300—400米，西部山岭海拔在1500米上下。全县1771个自然村，多数分布在深山峡谷、垴尖沟边。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更为严重的是水源奇缺，灾害年年有，十年九不收，是个山穷、地穷、水穷、人穷的贫瘠山区县。从明正统元年(1436)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其间514个春秋，林县曾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达30次，连年大旱，河干井涸，颗粒无收，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悬釜待饮，人相食5次。

林县山高沟深，气候复杂，降水量分布极不均匀，过去有民谣日。“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七、八两个月的降水量占60-70％，春、秋、冬季10个月平均降水量只占全年降水量的30-40％。浊漳河、露水河、洹河、淅河、淇河5条季节性河流，多数平时干涸断流，汛期水势猛涨，常冲村、冲人、冲地。水土流失严重，建国前全县平均每年流失水量近4亿立方米，流失泥沙39.7万立方米。水土大量流失，上游山坡逐渐由肥变瘦，下游河床淤塞或冲宽抬高，洪水横溢，造成多灾多难。民国21年(1932)，淅河洪水暴涨，把合涧7米高的大桥冲断，隔绝了林县南北交通，沿河两岸2万多亩良田变成了寸草不长的乱石滩，河床由100米冲宽到150米，两岸3万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流经县境北部边缘的浊漳河，虽水源较充沛，但因地势所限，当时仅能灌溉700亩耕地。县境中部的洹河也是灾害不断。县境南部40公里长的淇河，只能灌溉耕地300多亩。淇河支流湘河民国26年(1937)一次洪水暴涨，冲毁耕地410亩，有151户被水冲光，郝家窑40户人家被洪水卷走38户。漳河支流露水河，平时干涸断流，汛期洪水汹涌，断绝行人，影响人们串亲访友。因此群众给孩子办亲事也都要考虑这条河对人的安危，“东西两山村，男女一样亲，平时再和好，隔河不结亲”。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全县洪水冲刷最为严重的山坡达37万亩，地表土被水冲走，剩下了岩石裸露的光石板。

缺雨造成十年九旱，比洪水灾害更为严重。林县过去由于没有水，致使民国33年(1944)林县解放时，全县98.5万亩耕地中，仅有12400亩水浇地。“靠天收”的瘠薄耕地，遇到旱灾，不是播不上种子，就是田苗被旱枯死，造成颗粒不收或严重减产。因此，在一些贫瘠山区，很少种小麦，秋季也不过只种些谷子、豆子、马铃薯等。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粮食产量微薄，麦子每亩仅有30公斤左右的收成，秋粮每亩产量也不过50公斤。广大群众生活十分苦寒，终年过着“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的贫困生活。过去有这样一首民谣：“咱林县，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的粮不收，雨少旱的籽不见；一午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太行山险嵋恶崭的自然环境，糠不饱腹、衣不避寒、住不挡风的生活条件，使广大农民养成了艰苦朴素、省吃俭用、吃苦耐劳、瞻前顾后、待人忠厚的优良品质。

严重的旱灾威胁，加之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榨，林县人民受尽缺水的苦，饱尝灾荒的难。姚村镇寨底村有一通碑石，记述了清光绪元年到四年(1875—1878)林县遭大旱、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碑文日：“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夏，颇有麦，自夏以后至戊寅夏月，三年间，无麦无禾。大米一斗，大钱一千六百文，黄豆一斗一千文，黑豆一斗九百文。人苦无钱买粮食，众所食者，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亦皆和榆皮为末食之。光绪丁丑十月赈一次，戊寅四月一次，七月一次。每一次，极贫次贫，大口八合，小口四合，额外赈生员各一斗，蠲免粮银，惟戊寅上恤而已。人物失散，畜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自植其生者，盖亦鲜矣。有饥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芦席，嗣后芦席亦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有已经掩埋犹有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者。十分之中死者六七。”小店乡桃科村盘峪自然村有清光绪七年(1881)碑文载：“光绪二年间，共计男女一百一十七口，自三、四年间，流离死亡，仅存男女十一口。斯时，尸骸有未葬而窃食者，有已葬而窃食者。此间北地有小窑，食人肉者，混迹其中，骸骨堆之如丘。其时，米价每石十五串，麦价每石十三串，瓜秧、豆秧、玉米秆、白甘土皆备食用。花籽饼每个大钱五十文。树皮草根，或剥或刨，亦几殆尽。每一妇女十七八者，仅值三五百文。王姓祖居其庄，男女四五十口，自光绪三、四年间，流离饿死者，仅存三人而已。”

    河顺镇塔子驼村塔珠山有一石碑，记述旱灾惨景：“光绪三年，春雨连天。浸地三尺，苗长齐全。以后大旱，秋景可怜。谷不见籽，豆苗旱干。麦子未种，抢劫多端。四年春夏，粮长价钱。小米一斗，价长千二。小麦一斗，价长一千。豆子一斗，长到九百。荞麦一斗，七百多钱。庄产田地，并无买主。柿叶甘土，具当饭餐。幼女出卖，一两串钱。人吃人肉，遍地不安。皇上放赈，人死万千。荒年如此，刻石流传。”

    任村镇南券一通碑文日：“民国九年，岁在庚申季夏中旬，昊天亢旱是时也。果木凋零，五谷未种，即有所种之田，禾亦青干黄殆矣。观斯景者，莫不心伤。后云行雨施(注：公历9月3日始降透雨)，五谷始得普种，及至秋收，雨前所种者，尚有五六成收，雨后所种者，仅得二三焉，更有秀而不实者呜呼。客岁二麦未种，今秋收成又薄，凶荒若此，则人安有不死之理。”

    民国31年至32年(1942—1943)连年大旱，加之蝗虫灾害和日伪军的疯狂扫荡，林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受饥，外逃荒，卖儿女，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惨不忍睹。据统计，当时全县逃荒外出达10800户，占总户数的14％，饿死1650口人，占总人数的4.3‰。赵老庵村41户，就有31户背井离乡逃荒外出。马鞍山村500 口人，饿死280口人。大门村王秋保一家6口饿死5口。当时有首民谣令人心寒。“住在山里不提气，种着使死龙王地。弯腰弓脊干一年，临底逃荒上山西。饿死爹，饿死娘，卖了妻子和儿郎。丢下自己去讨饭，终究填到狗肚肠。”

    民国《重修林县志》云：“林境山多水少，居民苦汲，土薄石厚，凿井无泉，致远汲深，人畜疲极，每逢亢旱，居民悬釜待炊，欲救瓶之罄，不择溲勃之污，渴既为灾，秽亦生疾，南乡尤甚，山后类然。”“土厚之处亦有数丈不得水者，或凿地为窖，以储雨水，名日旱井。然大旱则旱井亦涸，且不能家家皆有，于是有取水十余里外者，老弱妇女抱瓮蹀踱，生活之难，水火几与菽粟等矣。”

    为了生存，人们同大自然也作了顽强的斗争。广大群众多在自己的院里或地边打旱井挖旱池，积存雨水、雪水，或修一些小型渠道，引山泉，拦河水，尽管这样，遇到旱灾，别说灌溉农田，就连人畜吃水也难维持，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据建国初统计，全县550个行政村，就有307个村人畜吃水困难，其中跑2.5公里以上取水吃的有181个村，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的有94个村，跑5—10公里吃水的有30个村，跑10～20公里吃水的有2个村。

    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恶霸趁水荒大发横财，逼得穷人不仅逃粮荒，而且逃水荒。清光绪三年(1877)大旱灾，土门村王道召把村上的农民找来，要大家在他地里打水井，打出水共吃。可是打成水井后，他镶上一个扁井口，加盖落锁，声言谁担水，谁出钱，一担水200文，逼得贫民怨声载道，有口难言。东岗乡武家水村一些人仗势霸占水井压迫群众，引起反霸夺水斗争。

    民国初，任村区桑耳庄村300多户人家，常年跑到离村3.5公里远的黄崖泉担水吃，曾跌死、跌伤3人。有一年天大旱，泉水只剩下香头那么粗，远道来这里担水的人越来越多。大年三十，老长工桑林茂起五更爬上黄崖泉，想趁早挑一担水过年，可是担水排队的人很多，一直到天黑才接满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心痛公爹，摸黑出村迎接，由于天黑路陡、脚小，接过担子没有走几步被石头绊倒，一担水倾了个净光，儿媳妇又气又愧，回家悬梁自尽了。桑林茂怀着满腔悲愤埋葬了儿媳妇，大年初一领着儿子，踏上风雪交加的逃荒路。茶店乡大峪村严重缺水，一到大旱就得跑1 5公里路到合涧三道河去取水吃，有劳力的户起早搭黑挑一担水仅够一天用，没劳力的户就得远离家乡到有水的地方去住，就水吃。侯雪子每次去三道河取水时，恐怕在路上别人喝他的水，把树叶和土撤在水桶里。马家山村1949年至1952年发生火灾5起，因为没有水，失了火也都是用土压盖。王万和家遭了火灾，因为没有水，眼睁睁地看着5间草房烧成了灰烬。

    因为水缺贵如油，长期以来林县人民养成了惜水如命的传统习惯，许多山村的农民，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多有在过年过节、赶庙会、走亲戚等特殊情况时才洗手脸。洗脸也往往是全家伙用一个盆，舀一点点水，大人洗了小孩洗，洗罢还要把脏水澄清留作下次再用。刷锅洗碗水也是上顿用了下顿用，今天用了明天用，连用数次，直到水成了浆糊状才肯让牲口喝掉。有的农户连晚上积的尿都舍不得泼掉，还要用它洗一遍衣服。马家山村的农民常因为用水而争吵，使家庭不和睦，四邻不安。

    因为缺水，卫生条件差，致使各种地方病、传染病时有发生，给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痛苦。民国33年(1944)林县解放时，全县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薄弱，群众有了病缺少医生治疗，多有求神拜佛治病。1949年前每年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30％以上，仅求神拜佛而用去的钱不计其数。特别是食道癌、肠胃病、气管炎、软骨病、聋哑病、甲状腺肿、疟疾、妇女月经病、白带病等极为普遍，高家台、石板岩、朝阳等深山区村60％的群众患有甲状腺肿病，有的人仅几岁就染上这种疾病，一辈子痛苦。

    因为缺水，山区贫困，生活痛苦，所以在旧社会，林县人有“六愁”、“六怕”，六愁”是：一愁没水吃，二愁没粮吃，三愁没衣穿，四愁没烧烟，五愁没媳妇，六愁过荒年；“六怕”是：一怕不下雨，二怕洪水冲，三怕下冰雹，四怕霜和风，五怕土匪抢，六怕讨租粮。因水源奇缺，闺女们跑下山，媳妇不上山，婚姻问题成了山区群众生活中一件难事。牛岭山村204户，因为没有水，闺女不愿在本村找对象，别村闺女更怕到山上来翻山越岭远担水。周围村群众流传说．“谁要嫁到牛岭山，就得翻山把水担，压得腰痛腿酸肿，一辈子熬煎受不完。”当时全村40岁以下未结婚的光棍汉就有30多个。城北村有个姑娘，与马家山村的一位男青年相亲相爱，各方面都觉得合适，就是对常年到西沟远担水，感到不称心，结婚时提出一个条件，过门五年不到西沟担水。许多村庄的贫苦农民一年四季穿的衣裳都是单改棉、棉改单，补钉磊着补钉穿，单衣补的比袄厚，棉衣套的薄似单。小寨村赵贵成全家6口人，常年伙盖着一条破被子。柳河水村秦保山一个棉袄穿了16年。

    因为缺水，生活艰辛，文化生活更是落后。民国33年(1944)林县解放时，只有一所中学，11处完小，能入学的大部分都是富裕户子弟。临淇镇南山一带方圆10多公里仅有一处学校。泽下乡七峪村397户，当时除武老殿和他的孩子识字外，其他多为文盲。有一年过春节，贫苦农民韩兴去请武老殿的儿子写春联，他就趁机辱骂韩兴，上联写的是“韩大是个鳖，韩二也是鳖”，下联写的是“许瞧不许说，谁说也是鳖”。韩兴高高兴兴的把春联取回贴在门榜上，直到春节过后才被一位远方来拜年的亲戚发觉了。从此以后，每逢过年写春联，韩兴再不求人书写，自己用小酒盅在红纸上扣圆圈。山区的文化娱乐也很枯燥，长年累月看不上一场戏。农民苦闷的说：“住在山区真苦恼，啥好咱也看不到，一辈子难看一次戏，唯有不少听狼叫。”

    因为缺水，逼得许多穷人九死一生，含泪忍痛离开故土，到外省异乡落户。山西省长治市南部有个村庄，因全是林县人逃荒去后新创建起来的，故取名“林移村”。

    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民视水如命，盼水想水心切，许多村名冠以水为佳，诸如张家井、李家池、洪河、柳泉、曹旺水、龙送水、砚花水等等，连给孩子起名也都带上个水字，如男孩子叫“水旺”、“水生”、“兴水”、“来水”，女孩子叫“水英”、“水莲”、“水娥”等。

    因为缺水，在林县大地上屡见不鲜的出现村村兴建龙王庙，户户能闻祈雨声。一眼井旁数通碑，一座池边几个亭，为掘井人歌功，给挖池者颂德。明万历二十年(1592)，河北省滋阳县谢恩聪任林县知县，主持开凿洪峪渠，长9公里，宽一尺，解决了椒园至辛安数村农民的生活用水困难，俗称“谢公渠”，后人立谢公祠纪念他。人们视山泉为“圣水”，省吃俭用，淌汗流血，祈天求神，找水、寻水、挖水、引水……然而，水的问题一直未能如愿，干旱缺水一直象一把刀子架在林县人民的脖子上。

林县人民就是这样世世代代的在这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苦苦挣扎，形成了特有的水意识。水几乎充斥着林县人民全部生活和精神世界。

这些就是林县干百年的缺水血泪史，这就是林县人民凭着一颗赤诚的心，要忍饥挨饿、劈山斩岭引漳河水的思想基础和动力。后人如果遗忘了这些，将会出现新的可怕的水危机。故书此志，使子孙万代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