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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建设的回顾
】作者:admin2  来源:   时间:2017-03-01 08:55:53  浏览 人次

    杨  贵

    星转斗移,岁月沧桑。红旗渠开始建设至今已33年。中共林县县委、县政府编纂《红旗渠志》,约我写一篇红旗渠建设回忆录,因当时我在林县工作,参加了红旗渠酝酿、建设的全过程,此任务也不好推诿,也是责无旁贷。但红旗渠内容浩瀚,牵涉面广,很难一一记述,所谈只是一些片断,难免挂一漏万,仅供编纂时参考。

    一

    红旗渠建设开始,叫“引漳入林工程”,动工于1960年2月,竣工于1969年7月。林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战了十年时间。回顾十年建渠历史,艰难险阻,困难重重,付出很大代价,创造的经验也很丰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充分显示了党领导的正确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力。

    红旗渠建设为什么要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动工?是出于林县人民盼水心切,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强烈愿望,是尽快使林县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的必然选择。   

    我来林县工作前,任中共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1953年秋带领工作组在林县帮助工作,作过缺水问题的调查研究。1954年4、5月份调林县任县委书记后,对山区建设作了多次调查。在分析林县县情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缺水是林县贫困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林县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作了社会的主人后,迫切要求在经济上再来个翻身。可是林县缺水仍象过去的“三座大山”一样压的连气都喘不过来,还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没水不能生存,有水便有生命,有生命就能求发展,缺水给林县人民祖祖辈辈带来无穷的灾难。当时全县共有90多万亩耕地,只有1万多亩水浇地,其它耕地全是靠天种植。大旱绝收,小旱薄收,种麦面积很小,亩产仅有七八十市斤,秋粮也不过百把斤,群众仍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全县550个行政村,就有305个村人畜吃水困难,有的跑5里、10里去取水,还有的跑更远路程去取水。一个区三五万人,只有三五眼活水井。东姚镇方圆几十里靠的就是东姚村的南大井,合顺厂、白象井等几眼活水井。茶店附近靠的是茶店、辛店水井。一到干旱年头,井旁的人和水桶排成了长队,人们从早等到晚,一天才担上一担水。长年累月,石头井口被麻绳磨出道道深沟。因为取水常常发生打架斗殴伤人亡命事故。全县每年远道取水误工约300万个。群众说“吃水如吃油”。有人说这个话过分,我说没油吃日子能过,没水吃,一天都不行。有一首民谣叫人心酸:“咱林县,真苦寒,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的粮不收,雨少旱的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合涧小寨“荒年碑”记述清光绪三年闹旱灾的悲惨情景,碑文曰:“……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夫卖其妻,而昨张今李;父弃其子,而此东彼西。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庄村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据《林县志》记载,从明初到民国九年的500年间,发生严重旱灾20多次,形成人吃人的有5次。在调查中,我们曾从统计资料中获悉,1942年旱灾非常严重,夏秋两季都没收成,加上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军抢掠,广大群众扒树叶、剥树皮、挖草根充饥,后来竟然吃起白甘土。这一年,全县外出逃荒一万多户,饿死1650多人。民国初,任村桑耳庄村桑林茂,大年除夕爬上离村七里远的黄崖泉担水,等了一天才担回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摸黑到村边去接,不小心把一担水倾了个净光,儿媳妇羞愧地回屋悬梁自尽了。采桑狐王洞村王老二,媳妇洗衣服用水多了,婆婆说了几句,媳妇一气之下,上吊自杀,后来王老二含悲搬家到桃园村就水吃,从此该村王姓断绝。原康西南山村民,一到旱年,就携儿带女,到淅河畔的头道河村就水居住。因为缺水,很多山区小伙子娶不上媳妇,任村牛岭山村因为缺水,本村闺女嫁到山下,别村闺女不上山,当时全村40岁以下的未婚“光棍汉"有30多个。张大郊村王白丑73岁没有娶上媳妇,自己找了个12岁的死姑娘,告人说,待他死后和她合葬。因此,长期以来,林县人民养成惜水如命的传统习惯,有些山村的农民,平时很少洗手脸、洗衣服,多有过年过节、走亲戚时才洗手脸。我们下乡时亲眼看到,不少村庄群众赶着毛驴驮上带盖的大水桶,跑十多里路取水,赶毛驴的人还要再挑一担水。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山区群众幻想得到老天的恩赐,就省吃俭用,捐资集财,到处修建龙王庙,烧香叩头,祈天求神降雨水,结果想水盼水千万年,一朝一代都过去了,干旱缺水仍象一把刀架在林县人民的脖子上取不下来。缺水造成的种种苦难,也是后来林县人民不怕流血牺牲,修建红旗渠的思想内涵。

    林县人民逃粮荒、逃水荒的血淋淋的事实使人落泪。我和县委的同志再也不忍心林县人民长期受缺水之苦,不忍心因缺水不能在经济上摆脱贫困。在调查研究时,我曾一一察看了林县历史上的水利设施,合涧乡还保留着一条明代谢公渠,即明代万历年间知县谢思聪动员老百姓从洪山寺修了一条小型渠道,只有一尺宽,将泉水引出山外,解决了18个村庄群众吃水,被称为“谢公渠”,为他建了“谢公祠”,还载入历代县志。我在县委中讲了县志有关这条渠的记载后,大家很受启发,都说:“在那样的社会制度和生产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办点造福于民的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为民所想,为民所急,办更多、更大的实事。”县委成员大多数是林县人,都有缺水苦难的遭遇,所以大家对解决林县干旱缺水有着一致的共识。于是我们组织群众先后兴建了英雄渠和南谷洞、要子街、弓上三大水库等工程,但一遇长时间的大旱,渠库干涸,仍然摆脱不了缺水的威胁。在天上无水蓄、地下无水汲的情况下,只好出境引漳河水。出县境引水无疑困难是很大的,加上当时正处在国内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是等条件好了再修渠引水,还是迎难而上创造条件劈山修渠引水,这确实是摆在县委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县委经过反复讨论,深入基层同广大群众座谈商量,统一了认识。大家说战争年代为争取解放置生命而不顾,和平时期建设社会主义也应只争朝夕不考虑个人安危,早动一日工,早引水,就能早得利,得大利。同时也认真分析了动工兴建引漳入林的有利条件:人民群众引水的内在要求,符合民意;组织群众引水,改变林县贫困面貌,符合党中央的指示;建国前后,特别是合作化以来兴建大大小小水利工程取得的经验,是进行这场大打水仗的组织基础;林县人民勤俭办社,经济上的积累是进行引漳入林的物质基础;党的正确领导,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是取得引漳入林的根本保证。关键是县委一班人敢不敢率领群众出征。我当时曾想:从实际出发搞水利,符合党的政策,创造性的搞建设,符合党和毛泽东主席的一贯教导,等上级表态,单靠上级物质上的支持,不考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考虑国家的困难,那不是共产党人应有态度。县委绝大多数同志是这样想的,我们就决定办引漳入林工程。大家共同抱着一个决心,冒点风险也要干引漳入林工程,只有引来了水,就不怕有人说三道四。在林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要首先做好“水"字这篇大文章,打一场彻底摆脱缺水、逃水荒、不能生存的翻身仗,从兴水斗争中,寻找加快山区建设的新途径。

    

    二

    “引漳入林”的红旗渠工程,是林县人民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引下,经历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实践,不断认识,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从修小型水利工程到修大型水利工程的过程。林县山区建设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辉煌的水利发展史。兴水符合林县县情,兴水就是为林县父老乡亲办实事,兴水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群众从兴办水利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党,从而更加热爱党,党指向那里,群众就干到那里。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太行七分区司令员皮定钧领导军民一边打仗,一边开展大生产,在合涧乡河交沟淅河岸边修了一条小型引水渠,解决了几个村群众的人畜吃水问题,被群众称为“爱民渠"。1957年,任村区委发动群众将1944年抗日战争中曾经从南谷洞引水未修成的26公里渠道建成通水,起名叫“抗日渠”。任村桑耳庄村党支部为解决本村缺水问题,领导群众,引山泉入村,安了6个水龙头,吃上了自来水,成为轰动林县的特大新闻,不少村群众赶到那看“稀罕”,说“共产党会牵着龙王的鼻子走!”。河顺马家山村党支部率领群众修渠引山泉进村入池,解决了群众吃水,还有了几亩水浇地,能种萝卜、白菜,群众称赞共产党领导致富有办法,写成了《马家山巨变》的小册子。人民群众把推翻旧制度,赶走侵略者,建设社会主义紧密地联在一起,是一种爱国主义觉悟的生动体现。县委抓住这些典型,在全县开展讨论:任村区、桑耳庄、马家山能办到的,其它区和社村能不能办得到?1955年,中共任村区委动员木家庄、卢家拐、盘阳、赵所等村,修了一条长17.7公里的天桥渠,能浇漳河南岸一部分耕地,群众就编出一首顺口溜:“想天桥(渠),盼漳河,让咱林县人民解解渴。昼夜不停拼命干,漳河水过不了露水河,只要引来漳河水,谢天谢地把头瞌”。充分反映了林县人民世世代代就有“欲引漳河而未随,盼漳河入林而未达”的心愿。

     随着林县山区建设的进程,1956年5月份召开中共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总结前段山区水利建设经验,讨论林县12年山区建设全面规划草案,一个以治山治水为中心,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的群众运动,在全县卓有成效地展开。1957年11月,中央、省、地委通知林县作为先进典型参加全国山区工作座谈会。各省负责农业的书记或副省长参加,有10多位县委书记也参加了。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史向生和我到会。主持会议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让我在会上汇报了林县山区干旱缺水、地方病及治山治水建设开展的情况,受到中央领导重视,国务院办公厅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又专门让我汇报了林县山区存在的问题。11月10日,朱德副主席到会作了《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的重要讲话,指出:“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如果不把山区的资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山区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会议发出“要把现在贫瘠的山区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新山区”的伟大号召,对全国山区群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会后,我们于12月中旬召开中共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林县1956年至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我代表县委作《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报告,进一步明确全县水利建设的任务与要求,提出“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的战斗口号,并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要“下定决心,让太行山低头,令淇、淅、洹、露河水听用,逼着太行山给钱,强迫河水给粮,从根本上改变林县面貌”。深入贯彻中央“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治山治水方针。社社队队开渠引水,筑库蓄水,劈山凿洞,埋设地下管道,引山泉,打旱井等水利工程遍地开花。全县上上下下掀起大搞水利建设和绿化荒山的群众运动,使已建成的英雄渠、抗日渠、天桥渠、淇河渠为主体的中型渠道发挥巨大作用,不仅缓和了一部分村人畜吃水的矛盾,还大大增加了灌溉面积,人民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兴修水利的威力。

    1958年元旦,在庵子沟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推广庵子沟水土保持工作经验,作出在全县开展“一千个庵子沟运动"的决议,会议号召“鼓足干劲,苦战三年,为基本控制林县水土流失而奋斗”。接着,县委还召开青年建设山区积极分子誓师会,对光秃的龙头山开始进行绿化,对热爱山区办水利的积极分子进行表彰,“头可断,血可流,不建设好林县不罢休”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大办水利。3月份,国务院在新乡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讨论治理卫河问题。治理方案是上游“摘帽”,下游“脱靴”,即上游建水库把水蓄住,下游疏通河道水流畅通。会议结束后,县委研究决定修筑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三座中型水库。当时想,只要有了这三座水库,全县南、中、北部就可以彻底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此时,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情绪高涨,干劲很大,各社队还建设了一批小型库塘,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58年9月在全国水土保持会议上,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于中共林县县委、林县人民委员会一面锦旗。11月1日,毛泽东主席赴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在新乡火车站接见豫北地区的县委书记。毛主席和我们座谈时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署奖状,授予林县人民委员会。大自然好象专门和人们闹别扭。当林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胜利时,1959年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旱,淇、淅、洹、露四条河流都涸干了,已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很多村庄群众又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事实证明,现有水利工程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面貌,群众说:“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修水库,依然蓄不住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呀!”县委通过多年来领导水利建设的实践,认为单靠在县境内解决水源问题已不可能,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头到县外考察。县长李贵等到山西省陵川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等赴山西省壶关县,我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率一个组去平顺县、潞城县,调查结果,淇河、淅河上游的陵川、壶关引水希望不大,水源充足的还是浊漳河,常年有20多立方米/秒流量,最枯水季节也有10多立方米/秒流量。我们这次考察摸清了水的流量,亲眼看到一些泉水滚滚的源头,看到了希望,高兴极了。

    1959年10月10日,县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进行专门研究。会后,县委派出35名水利技术人员沿漳河测量,提出三个引水点:一是平顺县石城侯壁断下,就是现在的引水地点;二是耽车村;三是辛安附近,比现在引水的地方高得多,如果从那里引水,渠道可以从南谷洞水库大坝上过来,穿过马鞍垴山的黄露郊,从姚村水河村凿洞过来,还能建一个高水头大流量的发电站,并把南谷洞、弓上、要子街三大水库连贯起来,引水搞调蓄。测量队汇报后,大家都倾向于后两个引水点。我担心测量不准,又让复测4次。10月29日,县委又举行全体(扩大)会议,认真讨论关于引漳入林工程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决定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做好充分准备,待请示上级批准后,立即上马。11月28日,县委举行常委会议,听取第三次测量汇报,对耽车和辛安两处引水地点作了比较,大家都同意从辛安引水,决定按此方案设计。12月5日,我同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张健民研究了引漳入林问题,得到他的支持。12月27日,县委委员张中和与县水利局副局长段毓波到新乡专署参加水利会议,我让他们向专署汇报要求引漳入林问题。当时真可以说,引漳入林的准备工作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兵分几路行动,一方面向专署和省委写请示报告,一方面派人到山西省委进行协商,一方面在家里做好群众思想发动和物质准备。

    1960年1月24日,我给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信,请省委、省人委给山西省委、省人委发公函,进行协商,省委、省人委除发公函外,史向生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又以个人名义向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了亲笔信,委托县委农村工作部长等持信件到山西省省会太原找领导办理此事。这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就要过春节了,我要求他们别考虑同家人团圆过春节,就在太原度节,不急不躁,时间住的长点也可以,以办妥事为目的。

    1960年1月31日(农历庚子年正月初四),我和县委几位领导同志带领县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公社领导干部和弓上、南谷洞水库部分优秀的工队长约100多人,到天桥断上牛岭山,面对漳河察看“引漳入林”渠线经过的地方,动员大家作好上工前的一切准备,决心把漳河水引入林县。

    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对林县从山西省境内“引漳入林”非常重视,春节刚过即于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开会研究,并写信给河南省委予以答复,因耽车村以下有赤壁断、侯壁断等几个大的跌水,要建水力发电站,同意林县从侯壁断下引水。

    2月6日(农历正月初十),我在郑州参加省四级干部会议,当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给河南省委的复信转给我阅后,高兴万分。当即给在县里主持常务工作的书记处书记李运保打电话,让他们立即进行筹备,做到领导落实、任务落实、施工地段落实、民工落实、后勤工作落实,并安排县委办公室和林县报编辑部拟写《引漳入林工程动员令》,作为告全县人民书,用红字印在《林县报》上,然后立即召开动员会,抓紧时间上人。一场改变林县干旱缺水面貌的“引漳入林”工程建设,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政治动员、勘察设计和周密地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克服前进中的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建设成功了。

    

    三

    红旗渠建成后,引来很多中外参观客人,他们看到悬挂在太行山腰的红旗渠,都赞叹不已,不约而同地发问:“这么宏伟的工程,兴建于六十年代那样的困难时期,是怎样干成的?真叫人不可想象。”确实,建设中有经济上的困难,有政治上的压力,风风雨雨,几经周折,一言难尽。总的来说,一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支持,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精心勘察设计;二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四是有个团结的领导班子和好的干部作风,干部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与群众并肩作战,共渡难关。有了这四条,其它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具体讲,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依赖国家还是依靠自力更生?只要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办的事情,就抓住时机去办,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就能克服修建红旗渠中的各种困难。

    修建红旗渠,首先遇到的是经济问题。当时县财政的收入十分薄弱,靠国家给钱国家有困难,靠上边投资上级缺款,如果等到形势好转后再修建,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预料。山西同意引水这个机会不可失,错过机遇,林县人民可能永远吃缺水之苦。那么,依靠自力更生,林县经济实力这张“荷叶”,能不能包住修建红旗渠这个特大的“粽子”?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但因引漳入林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办的大事,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想出许多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社队采取出劳力按受益面积摊工,做活按定额记工,回队参加当年分配;上工地民工各自带镢头、铁锨、抬筐,个人没有的生产队负责筹备;吃饭是民工自带口粮,不足部分集体储备粮补足,菜蔬由生产队统一送到工地,县里每个工习补2毛钱;工具修理由各公社负责,小推车到工地计工分,集体补点磨损费;各队搜集废钢铁送到工地,供修理点使用;县里负责买炸药、钢钎、水泥等大件物料。修建总干渠开始,特别是修建一、二、三干渠时,资金需求的数额越来越大,经和社队干部商量,抽调包括正副科级在内的县社干部30余名成立劳力管理组和驻外办事处,组织社队工程队,到全国一些城市承揽工程,劳力收入百分之五到七上交县财政,作为建渠资金,其余按钱记工交集体作水利建设投入,解决了很大困难。县里还派人四处求援,听说洛阳故县水库停修,留存一些炸药,请示省里给了500吨。各部门的汽车和一部分平车自出经费往回运,随炸药又运来200万个雷管。国家分配给农业上的化肥硝酸铵,群众找来锯沫,套上牲口用碾子碾,光自造炸药一项就节约140余万元。石灰全靠自己烧,自己办了水泥厂。大量的抬筐,是从山上割来荆条自己编。没有钢钎,就请当年老红军团长顾贵山和转业干部到部队找老首长求援,购买了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剩下的钢钎、炮锤,运回来后,把好钢钎截成几截,焊接在不好钢钎的头上用。修旧利废,一物多用,用炸药箱子做水桶、灰斗、车箱。杠子折了当镐把,再不行了当锤把,一分钱掰成几半花,那才真叫一种“老抠精神”。整个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6.06%(其中含投工折款,一工一元钱)。这些数字中包含了广大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修渠付出的不讲报酬、忘我劳动的结晶。

    (二)  苦熬还是苦干?只要让人民群众懂得苦熬是没有尽头的,苦干是暂时的,只有苦干才能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从而更大限度焕发出顽强的斗争意志和极高的聪明才智。

    1959年冬季,红旗渠测量时,工程技术人员冒着冰天雪地,爬山涉水,饥了啃口干粮,渴了吞一口冰雪,白天跑一天,晚上回来计算到深夜,及时拿出了实测数据,给县委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立了大功。民工们一下子涌到山西3万人,哪有那么多民房可住,大家住山崖、石庵、石洞,打土窑、搭席棚。白天干一天,晚上被子潮得不能贴身。在帐棚里睡,半夜醒来,一睁眼,看到满天星,原来席棚顶早被风刮跑了。渠首大坝截流时,任村公社的男女青年们奋不顾身,跳入冰冷的河水中,结成人墙,抗拒激流,使截流成功。征服石子山,放炮后,孵石直往下淌,那真是“猴子不敢上,飞禽也难沾”,东岗公社发动群众上山割来马荆条,编成几道防护墙,沿山开沟拦住滚石,顽强施工。强攻红石崭,这里仰天壁立万仞,低头万丈深渊,滚滚漳河,红旗渠就要从齐整整如刀切的山崭上通过。东岗公社组织70余名强壮劳力,腰系绳索,凌空打钎放炮,石质坚硬,打一锤,钢钎在石头上蹦一蹦,半天打不了一尺深。就是凭着这种韧劲,先打成小炮眼,再炮里套炮,打成12个直径1米多,18米深,能装药一千公斤的连环炮,一齐爆发,半架山应声而倒,这才在悬崖绝壁上崩出来渠基。?鹉崖是红旗渠要通过的又一天险。放炮以后的行鸟鹉崖,呲牙裂嘴,刮风下雨,石块坠落,1960年6月12日,城关公社谷堆寺工地因山石坍塌,当场砸死9名民工,3名民工重残,有的才20多岁。城关公社社长、分指挥部指挥史炳福向我汇报时失声痛哭,我也哭了。后来组织?鹉崖大会战,总指挥部的干部上工地把手表都放在家里,他们说这是唯一值钱的“遗产”,准备应付一切不测事件,将生死置之度外。青年洞开凿时,缺粮少菜,大家忍着饥饿苦干,青年们把豪言壮语写在太行石壁上:“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为了后辈不受苦,我们就得先受苦”。大家研究创造了“三角炮”等爆破新技术,改进了放炮时间和排烟办法,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干了一年零五个月,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1961年7月底把青年洞凿通。

    引水的咽喉工程青年洞凿通了,红旗渠总干渠和露水河西支浊河在白家庄发生了交叉矛盾,怎么办?渠水洪水谁给谁让路?指挥部同志和工程技术  人员就设计了一个空心坝,坝中过渠水,坝上流洪水,渠水不犯河水。修建桃  园渡桥时,拱胎和路架需要大量木料,在当时困难情况下,技术人员发明了“简  易拱架法”,节省了大量木料,建成了一个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上能行  车的十分科学的渡槽。夺丰渡槽全长350余米,高14米,50个孔眼,要过3 个流量的水,所锻的石头,块块精雕细刻,修得那么样的漂亮,都称赞是一件巨  大的工艺品。没有吊装设备,就用游杆当“吊车”上石料,克服种种困难建成。  开凿近4公里长的曙光洞,开始用两头对打的方法进展很慢,后在渠线上打了 34个竖井,扩大了工作面,战胜了流沙、漏水、排烟、塌方冒顶等困难,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红旗渠上最长的隧洞。

    (三)修建红旗渠改造大自然的人民战争造就了一代英雄,一个英雄前面走,众多英雄跟上来。

    红旗渠工地是个大学校,更是一个大战场。建渠十年,培养造就了领导骨  干、工程师、技术员、铁木石各类工匠、烧石灰、造炸药、水泥及除险放炮能手等 7747人,不仅保证了红旗渠工程的建成,还组建了一个民工工程团,参加了国  防工程建设。在改造大自然的战场上,涌现出了许多不怕流血牺牲的可歌可  泣的英雄人物,有81位同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林县人民的优秀儿  女,将永远受到后人敬仰。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吴祖太,河南原阳县人,是当初红旗渠工地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毕业于黄河水利专科学校。1958年修南谷洞水库,负责设计,不知疲倦,解决了很多工程技术难题。小伙子长得很英俊,高个子,在工程技术上是挑大梁的,因当时饥饿,他去外边跑测量,中午吃饭,一两白面的小包子吃27个,我对他的印象最深。当王家庄  隧洞施工出现塌方时,他明知有危险,为了民工安全施工,和姚村卫生院院长李茂德一起入洞查看,不幸洞顶坍塌,两个人光荣牺牲,当时吴祖太27岁。李改云(女)临危不惧,舍己救人,山石劈下,她推开别人,自己左腿被砸成粉碎性骨折。除险队长任羊成,每天腰系大绳,飞崖除险,为崖下修渠民工安全开路,而自己几次从半崖上摔下来,掉到荆棘窝里,浑身扎满了枣刺,石头落下砸掉了三颗牙,也不下火线。农民技术员路银,转战英雄渠和红旗渠工地,忠诚老实,施工中一丝不苟,组织上交给他的艰巨工程,拼死拼活,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完成。凿洞能手王师存,在曙光洞里被塌方堵在洞内,一片漆黑,空气稀薄,死神步步逼近,他们拼命挖出豁口,让同伴先出去,自己才脱了险。放炮能手常根虎,胆大心细,每天象壁虎一样,腰系绳索,下崭飞崖点炮,那里出现未响的瞎炮,他都一马当先去排除。副县长马有金,在水利工地任指挥时间较长,不叫苦不喊累,任劳任怨,因工作忙,“三过其门而不入”,直到母亲病故,才请示县委回家送葬。那一个人没有母子情呢?他跪在灵前痛哭地说:“娘,我不是你的好儿子,没有为娘尽孝。”我说,他为人民立了一功,是林县人民的好儿子。魏家庄大队支书魏三然,为了把水引进村里,明知自己患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还要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坚持进洞工,在生命弥留之际,还把孩子们叫到床前,再三叮咛:“凿通……隧洞……,引水……入村……”。他的女儿魏秀花,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女继父业,夜以继日地在隧洞里战斗,因施工罐车发生故障,光荣牺牲,年仅23岁。还有韩用娣、郭秋英、张买江等青年后起之秀。这些英雄们的闪光品质,是金钱能够买得到的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硬骨铮铮,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英雄起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才使我们的水利建设队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领导深入第一线和群众同心干,及时总结教训和经验,保证红旗渠建设工程顺利进展。

    红旗渠动工之初,由于干这么大的工程缺乏经验,也造成了一些失误。但是,由于县委、各公社党委的领导同志都在第一线和群众一起参加修渠,就能够做到有经验及时推广,有问题及时纠正。1960年2月10日晚,县委召开“引漳入林”全县广播动员大会,第二天,农历正月十五,千军万马出征奔赴工地。往山西走都是小道,开不过汽车,修渠先修路,人进路成。从坟头岭(分水岭)到渠首70公里的太行山腰,上了3万余人,摆开“长蛇阵”。这么多人上了山,到渠上看人又很少,搞了不到一个月,由于技术上顾不过来,有的渠线开高了,有的错把渠底当渠顶崩了,到处挖得象“鸡窝坑”一样。加上政治思想工作跟不上,少数人对引漳入林工程意义认识不足,施工中遇到一些困难,就牢骚满腹。消极怠工,干扰生产,说什么:“这么大的工程靠人力一锤一钎挖掘,到驴年马月也完不成。”有的说:“现在生活这么苦,还劈山修渠,不如趁早收摊。”县委认为这都是前进中发生的一些新问题。于是,县委开了个“盘阳会议”,改全线铺开的“长蛇阵”施工方法,为缩短战线,分段突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干一段,成一段,通水一段,让群众看到成绩,看到光明,增强胜利的信心。同时,也可尽快减轻平顺县沿渠村庄群众的负担。因此决定调兵遣将,全体人马很快集中山西境内20公里,到8月30日,经过6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这一段渠通水了,县委组织全县农村大队支书以上干部,分批前来参观,大家劲头足了:“千年盼,万年想的漳河水,真的能流过来,到了县境门口,咋能让水再白白泄入漳河流走?”群众是最现实的,大家看到水来了,欢欣鼓舞,建渠积极性如火山崩发。以后各期工程都采用建成一段渠,放一段水,“以水促渠”,整体推进施工的领导方法。再比如以渠带路问题,当时县里强调挖渠凿洞出碴,要利用石碴垫路,出碴不见碴,渠成路成。如一干渠边的沿渠公路、卢寨岭下边的公路、县城往桃园的路,都是用建渠挖出的石碴垫成的,既便利了交通,又可以少占地,一举多得。如果领导不在第一线,这些问题很难得到及时发现及时提出对策。

     (五)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就必须有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红旗渠整个修建过程中,县委一班人是铁了心的,大家认准的道,就手挽手、肩并肩走到底,有福同享,有难共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起到了一个县委应起的主要领导作用。1961年,国际上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赫鲁晓夫逼债,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恶果,处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第三个年头,人民处于饥饿中。红旗渠建设经受着严峻考验,资金、物资供应很紧张,一部分干部群众对建红旗渠认识不一致,有怨言,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给县委带来很大压力。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蹲点,参加了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会议,纠正农村“左”的错误。有人趁机向领导同志反映说“林县群众没有饭吃,把树皮都剥光了。县委为高举红旗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领导同志听后,误认为林县情况严重,批评林县县委:“左”的阴魂不散,死抱着红旗不放,生活这样困难,还在继续修建红旗渠,县委书记杨贵是个死官僚,要撤销他的职务。小组讨论时,参加会议的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说:“领导同志批评林县,所谈的情况不符合实际,”领导同志听了此话,认为这个组织部长不认识错误,不让人说话,是违犯“三不主义”(即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决定撤销路的职务,调离林县工作。当即会议宣布了对路加林的撤职处分,并通知各县县委书记,报到地委开会。我到地委后,感到气氛十分紧张,有些同志不敢和我说话、握手。当地委书记给我谈了情况以后,我提出三条意见:第一,组织部长路加林的意见是对的,如果把实事求是讲真话说成是违犯“三不主义”而撤销职务,这才真是违犯“三不主义”;第二,我不同意撤销路加林的职务,如果修建红旗渠是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承担;第三,请地委将我的意见报告省委和党中央。第二天,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各县县委书记发言。我在发言中有气,做好了被撤职的思想准备。我说:农村现在出现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分析一下原因,只责备下边,我不赞成,这也纠正不了错误。事实上这些问题和责任也不是只在下边。修建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的迫切要求,如果说修建红旗渠有错误,撤我的职可以,撤组织部长路加林的职务,我不同意。接着我谈了林县当年干旱缺水,16万人翻山越岭取水吃,以及大部分建渠民工已经下山,只留少部分人在凿青年洞;林县县、社、队三级还有一定数量的储备粮,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情况;尽快建渠引水,也是为干渴的林县群众着想。这些意见申述后,得到与会同志的理解,领导又派人作了调查,认为县委反映的情况是正确的,不久恢复了路加林的组织部长职务。

    会后还有些人说修建红旗渠不对,甚至批评县委,让红旗渠下马。经过县委反复研究,红旗渠是林县的百年大计,不能动摇,不能下马,但方法上可以灵活调整,农忙小干,农闲大干,干一段成一段,总有一天要完成的。

    1961年9月8日,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来林县检查指导工作,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杨贵呀,有些人对你们修建红旗渠意见不小,认为有盲目性,这么大的工程一旦出了问题,县委领导特别是你就不好交代。红旗渠是沿山崭过来的,测量得怎么样?水究竟能不能流过来?浊漳河泥沙很大,给你淤积堵塞了怎么办?过水量那么大,渠底坍塌冲垮渠墙怎么办?诸如此类问题,你有没有把握,一旦出了问题,这就不是一功,而是一罪,到那个时候就有人责难你了。”我听后夜里睡不着觉,回想到我童年时,祖母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家乡汲县的一个村,全村百姓兑钱兑粮修盘山小渠引水,因测量不准确,建成了,水流不过来,负责修渠的主持者自愧上吊自杀了。修红旗渠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心里很不平静……第二天一早,我将水土保持局局长段毓波、副局长靳林年找来,就上边几个问题,又细致地进行询问,并让他们组织力量进行 复测,要求技术人员在设计时要考虑到防治泥沙淤积问题。经他们复测后汇报说,水流过分水岭没问题,淤积问题可以采取工程技术措施。但我心里仍一直不踏实,直到总干渠通水,我才算放了心。   

    1962年11月5日,上边又来了个调查组,找我谈话说:“有人揭发县银行行长路明顺未经批准,随意动用县里退赔款,是个严重错误。”调查组要进行调查。这时县里边又刮起了一阵风:“林县县委又犯了错误,上边来调查了”,干扰红旗渠建设。我和负责红旗渠后勤工作的县长李贵、书记处书记秦太生研究,都说:“这是我们县里的钱,在银行存着,我们用它来修建红旗渠,是合理合法的。如果有错误,是我们县委的责任,与路明顺无关。”县委和调查组发生了对立。他们将问题看得很严重,要处理分管这个工作的县委书记,要撤销路明顺的银行行长职务,县委不同意,后来给了路明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他们的调查报告报送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阅后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要把它看得过重了。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只不过有点不合乎当时的规定。”时隔七年后的1970年8月20日,财政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党中央的报告中写到:“河南省林县不顾条条的限制,集中了可能集中的财力、物力,大搞群众运动,经过10年的奋战,建成了长达二千余里的红旗渠,还兴办了水泥、煤窑、机械等小型工业,全县农业大翻身,工业蓬勃发展,如果按老规矩,那就根本办不成。”这个一直被人非议的问题,才算有了正确的结论。

    1966年秋,红旗渠三条干渠竣工通水后,党中央、中南局、省委、地委号召学林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林县人民情绪高昂,意气奋发,全面铺开的支渠配套工程建设,确有势如破竹,无坚不摧之势。就在这时,“文革”的火烧到了林县,9月21日地委机关一些人来林县造反,说“林县是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林县县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杨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县直机关和各公社主要领导都游了街,罢了官。中共林县县委被改组,县委副书记路加林被逮捕,各级领导班子陷于瘫痪状态,有的领导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轮番批斗,红旗渠遭诬蔑,刚刚发动起来的支渠配套建设高潮被迫中断了。

    1968年4月,由于周恩来总理和河南省委的关怀,林县革委会成立,广大群众明辩是非,拨乱反正,重整旗鼓,把以支渠配套为中心的水利建设转入正常轨道。从1968年7月起到1969年7月共完成支渠配套1180公里,红旗渠原计划1967年5月全面完成,被“文革”耽误了二年,8年任务10年完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红旗渠配套工程完成后转向“改条件、建基地、工支农”,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带动林牧副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时候,又掀起一场风波,说:“林县不突出政治,唯生产力论”,“红旗渠不是自力更生建成的”,“红旗渠灌溉面积不实”等等。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否定林县红旗渠,妄图再次整垮林县县委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印发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再一次肯定了“林县人民战天斗地修建红旗渠的巨大成绩”,极大地鼓舞了林县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

    由此,我想到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盯住目标,锲而不舍,如果碰到风险遇到艰难就退缩,再好的事情也办不成。

    (六)上级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友邻省县及全社会的支持,鼓励着林县人民将红旗渠建设进行到底。

    在建设红旗渠过程中,虽然我们在经济上、技术上都遇到许多困难,在政治上也遇到一些责难,但每逢关键时刻,上级党政领导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在1961年和1962年困难时期,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多数都来林县视察过,他们十分关心红旗渠的成败,看到红旗渠和农村情况后都表示放心,并给予支持。有一次省委领导看了群众生活、储备粮、红旗渠建设情况后说:“这次看了林县的情况我才放了心,我真为杨贵同志捏了把汗,如果红旗渠出了问题,你们太不好交代,要成千古罪人,现在眼睛盯住你们的大有人在。”

    1961年9月21日,我到省里开会,向省委书记刘建勋、省长吴芝圃汇报工作,坦率地谈了新乡豫北宾馆会议以来,有些人对林县县委说长道短,林县县委的压力很大。刘建勋说:“杨贵同志,你的情况我清楚,豫北宾馆会议那种作法,我不赞成,你的工作做得是扎实的,经得起考验的。我在北京开会周恩来总理还专门问到你们的情况,他对林县工作很关心。”接着对吴芝圃说:“芝圃同志,红旗渠那样大的工程不支持一点钱,说不过去,陶铸同志也说过要支持红旗渠,我看要从今年省里的行政经费节约下来的钱中,给杨贵他们解决一二百万元,他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太好了。”吴芝圃说:“可以,我们应该积极支持。”一二百万元,在当时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当然,我高兴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红旗渠工程引起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南局、省委领导的重视。

    周恩来总理对红旗渠的建设曾给予高度评价。1965年国庆节期间,他在北京农展馆很高兴的观看了《林县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展览,对修建红旗渠连连称好,他特意问农展馆负责同志:“林县没有模型吗?”随即指示说:“林县要有模型,要加强宣传。”他还问讲解员:“你到过林县没有?”讲解员答:“没有。”周恩来总理嘱咐说:“要亲自到林县看看,看了才能讲好。”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传到林县后,对我们县委、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都是个很大的鼓舞。同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以《党的领导无所不在》为题发表长篇通讯,记述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斗争的英雄事迹。并发表社论指出:“林县,是一面大寨式先进县的红旗。扛起这面红旗领导全县人民在斗争中前进的,是林县县委。……林县也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这样极高的评价县委实感盛名难符,压力很大,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同时深刻认识到,只要一心一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66年2月14日,河南省委在传达中央召开的八省、市、区抗旱工作会议精神时讲到:中央抗旱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指示,搞水利,搞农田水利建设,要认真推广先进经验。林县红旗渠的经验很好,一个那样严重干旱的县,水的问题解决得好,这个经验现在还没有被大家所认识,也还没有推广开。周恩来总理称红旗渠是“人工天河”,是中国农民的骄傲。1968年7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关于外事工作谈话中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来访,要让他们多看看红旗渠是如何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1970年中共中央批准林县为对外开放县。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不断介绍外国元首和贵宾来林县参观红旗渠,到1980年止,来林县参观红旗渠的外宾达11300余人,涉及五大洲119个国家和地区。1973年12月,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开会前,周恩来总理见到我问:“杨贵同志,你红旗渠引的是浊漳水还是清漳水?”我说:“是浊漳水。”他说:“那红旗渠水源就有保证了,浊漳水源充足。”当时我想,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全国事情那么多那么繁忙,还在惦念着红旗渠,我们一定要把红施渠的事情办好。1974年2月25日,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李先念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林县参观,他看了红旗渠后说:“百闻不如一见,看过红旗渠电影,也听人讲过红旗渠,总的印象不错,来红旗渠一看,更感到工程雄伟,真是人工天河,不要说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是丰收年份自力更生修通这条渠,也不可想象。要很好总结经验。登山土路难行,来参观的人很多,红旗渠要流向全国,流向世界,路要修好了,汽车能开上来才行,你们没有钱我拿钱。”整个参观过程中李先念和卡翁达总统都十分高兴。1977年6月2日,当时担任副总理的王震找找谈工作,在谈到林县情况时,他说:“红旗渠建成了,这是个综合工程,一个水字,它是一株摇钱树。如何更好的发挥效益,要很好研究,农、林、牧、副、电、社队企业和卫生等要全面发展,这个观点不明确,钱从眼前过,不一定能看得见拿到手。”1991年4月,我应邀参加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林县举行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为红旗渠题词揭碑仪式和全省水利建设“红旗渠精神杯”表彰大会,回京之后,7月6日国家副主席王震找我去谈工作,他问了红旗渠情况后说:“红旗渠建成二十多年来,水源少得多了,要保护好、管理好,水源不敢再减少了,那是林县人民幸福的源泉。现在北方缺水太严重了,县委重视这个问题就好办。全国每年都要减少几百万亩水地,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是共产党人,要和人民想到一起才行。”7月16日李先念主席找我谈话,他询问了红旗渠情况后说:“你代我向红旗渠劳模问好。听说红旗渠上游有些矛盾,要协商解决。红旗渠是个中外有影响的工程,要保护好。林县要很好发挥红旗渠的作用。农业不能放松,发展乡镇企业没水也不行。山区群众讲卫生要有个健康的身体,也必须有水。水是农业的命脉,我看也是人民生活的命脉。红旗渠的管理是一件大事,要合理用水,节约用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也曾多次问及红旗渠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并指示要搞长藤结瓜,大大小小的水库和池塘连在一起,把汛期的水蓄起来,充分发挥红旗渠的作用。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为我们高质量快速度完成红旗渠工程建设,以及后来的管理和保护指明了方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回顾红旗渠建设的全过程,我感到县委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缺点,比如建渠之初,由于缺乏大规模施工领导经验,对困难和问题估计不足,施工安排也不够周密,出现了一些伤亡事故:在宣传方面,由于“文革”的影响,对“土法上马”宣传的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宣传不够:在红旗渠效益发挥上,当时也提出要“长藤结瓜”大搞蓄水工程,一条红旗渠顶两条红旗渠用,彻底解决林县水源不足的矛盾,但抓的力度不够,蓄水工程少,效益差,“丰水季节水白流,缺水季节水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

    风风雨雨,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当年在红旗渠建设的日子里,林县的广大干部都很辛苦,大家没休息过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都很支持我和县委的工作,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对他们的这种精神和风格,我十分钦佩,借此机会向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深深感到,创业艰难,饮水要思源。当我们用到红旗渠水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为建设、管理红旗渠而光荣牺牲的先烈、英雄模范和一切做出过贡献的人;永远不要忘记为了人民的利益,能够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忍辱负重的同志;永远不要忘记献出了聪明才智的各级工程技术人员;永远不要忘记山西省委、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永远不要忘记红旗渠建设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偿援助;永远不要忘记新闻战线的同志们对红旗渠建设的舆论支持;永远不要忘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四

    红旗渠通水28年了,它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它不仅仅是物质的实现,更是意志的战胜。这种意志就是林县人民在修建红旗渠中所孕育的艰苦创业精神。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一方水土也可塑造一方人。正是林县人在太行山那样一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才培育和塑造出了他们那种不畏艰苦、顽强抗争、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可贵品质,林县人民在60年代修建红旗渠过程中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的创业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所倡导的艰苦创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建设红旗渠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它让林县干部群众的眼界更宽了,胆子更大了,在后来向新的生产领域进军中,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们都会说:“红旗渠在那么困难情况下都修成了,现在的困难再大也不在话下。”有了这种精神,没有的东西可以变有,贫穷可以变富。有了这种精神,就能一步一层天地步入小康生活。靠艰苦创业精神,林县县委、县政府把传统的建筑业作为支柱严业,积极支持,热情扶植,加强管理,十多万建筑大军走出太行,奔赴全国各地,让工匠建筑技术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挣回了大量的票子。在北京我就看到很多讲着林县话的建筑工匠,他们住的很简陋,吃的很一般,但是,在他们手里一座座高楼平地起,为建设新北京出了力流了汗,誉满京华,我也感到非常光荣。近几年来,林县大力发展了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由传统农业向工业化迈进,各乡村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地。我1990年后几次回林县,故地重游,真为林县的新变化激动不已。记得我们在1958年曾将林县发展的远景描绘为:“渠道网山头,清水到处流;吃的自来水,鱼在库中游;遍地苹果笑,森林盖坡沟;走的林荫道,两旁赛花楼;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不缺吃和穿,不怕灾年头;生活日日好,山区人民永无忧。”三四十年过去了,那个时候认为遥远的事情,经过人民群众双手的创造,如今变成了现实。林县到2000年或者时间再长一点,将会建设的更美好。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现在的中共林县县委、县政府又进行了新的宏伟决策,那就是要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红旗渠工程”,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努力实现“力闯百亿,争当百强,全面振兴,实现小康”的宏伟决策,实施“六路奔小康”发展战略,这勾画出的更是一番美好图景。这个任务更伟大、更艰巨、更光荣。林县人要重振雄风,再造辉煌,拿出当年建设红旗渠的艰苦创业精神,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咬定目标不放松,我相信这个壮丽图景,一定能够变为现实,展现在林县大地上。

    今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学习林县人民创业精神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红旗渠精神,无疑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还应该看到林县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市委领导同志,不断来林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这将会使林县干部群众提高改革开放意识,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头,自觉主动地把握这一机遇,林县的精神物质双文明建设定会迅速而健康的发展。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是无价之宝,愿林县人民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自古神州多豪杰,不尽长江万古流。林县,是我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常常想起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愿林县英雄倍出,事业常新。林县每前进一步,我都会为之高兴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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